1975年，我从老家调到了北京，从此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痛苦日子。但是，住房紧张，我们只能暂时住在招待所。 　　

    1978年，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，临产之前，我父母从老家前来照顾我，12平方米的房子怎么住呢？我只好向单位借，房管组答应借一间筒子楼给我，言明借期一个月。没想到预产期过了二十多天，孩子还没动静，大夫想尽千方百计，先是人工剥离胎盘，无效，再打催产素，动用产钳夹，一个九斤重的胖丫头出世了。由于感染发烧，我又住院观察了十多天，等我抱着姗姗来迟的女儿出院回家时，房子的借期已到，房管组一遍遍催还房，单位领导也为难，因为单位领导打了保票：到期保证还房，否则以后我们单位不能再借房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顾全大局还了房，12平方米的房子里，一个大床上睡着我和两个孩子，一个小床上睡着我父亲，丈夫被挤 到了办公室，母亲借住在集体床位上。我的心很痛。 　

    1983年，我爱人的科研成果得了部级一等奖，学校奖励有功人员，我从12平方米的小屋调到了18平方米，因为门口的过道无人通行，打上隔断又是一间小屋，当时我好知足。 　　

    随着孩子渐渐长大，18平方米的房子也显得狭窄，两个女儿老和父母挤住在一间屋子里总有诸多不便，由于我是独子，父母有时来看望我，也不便居住。 　　

    1988年，我终于分到了二室的单元房，姐妹俩有了自己的小天地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父母来京看我，也能临时在小厅里搭铺，我想学校里大家住房都很紧张，住上两间房，可能船到码头车到站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 　

    没想到今年我们学校采取集资建房的方式，在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时我们学校800多户教职工喜迁新居，大家真是觉得龙年吉祥。我家也分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， 吃年饭时我们一边饮酒祝福，一边表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好好干。 　　

■文／先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