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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我记事时起，就住在城北一座祖上留下的独门小院里。院里有两棵桃树，还 有两棵杨树，方砖铺地，石桌石凳，幽静而惬意。
谁知，这一切都在突如其来的十年动乱中面目全非了。先是红卫兵抄家，后来 门前又被贴大字报。我们兄妹几个纷纷参加大串联去了外地，躲避这令全家人颜面
扫地、尴尬难堪的境遇，随之又被分配去了黑龙江、吉林、甘肃、内蒙古、青海等 地支边或插队。没有料想，此去竟是与小院生活的永别。待我们回家探亲时，小院
的主人已经换了陌生人，好心的邻居带着我们七拐八弯，辗转找到新家———那是 当时十分常见的简易楼，住的大都是工人家庭。他们慢慢知道了我家以独家小院屈
尊降贵到这样的房子里，其中必有难言之隐，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就是 很明智的。好在他们并不忌讳和我家来往，我们完全没有被歧视、疏远、孤立的感
觉。那时我家在楼里第一个买了9寸黑白电视机，满满一屋人看得有滋有味。一种久 违的人间淳朴情分又回到我们中间。
七八年拨乱反正，父亲被落实政策，恢复名誉，并作为党派中教师的代表受到 国家有关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，这是他晚年最感宽慰而荣幸的一件事。而后不久，
校方首次分房，就破格分给他一套三居室楼房。从挤巴巴的平房搬到新楼房，一家 人欣喜若狂。父亲最得意的当然是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，写字台、书柜、书架一样
不少，文房四宝齐备，摆放得错落有致。从此，这里又成为他伏案批改作业、辅导 学生，会友抒怀的场所。
“房运”的兴衰，折射着人们的荣辱福祸，世事沉浮。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恢 复了教师的社会地位，经济地位也得以提高，让我们衷心祈祷人们的生活不再受政
治运动的冲击，越过越红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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